李禹東

許多年來，不少人將美國社會定義為“多元”社會，究其原因，美國為移民之國，其土地之上，公民多為不同民族之后裔。而談及我國，許多人卻有截然相反之感。不少人認為中國是一“單一”之國，認為中國的傳統(tǒng)文化是“固步自封”之文化。在筆者看來，持此種論斷之人，事實上并不曾領略我們國家傳統(tǒng)文化思想的廬山真面目。同樣的，這類人，事實上也不真的了解西方文化本質(zhì)。

古代希臘、羅馬曾對于古代希臘神話中的“諸神”崇拜不已，這種來自古代東歐的信仰因其神明眾多，而被人稱做“多神教”。有人認為，“多神”的信仰標志著一種古代社會的“自由”，不同的人可以信奉不同的偶像，不同的思想在同樣的信仰中相互博弈。他們認為，從某一個側(cè)面來講，這種思想極具包容性。前13世紀，早期的希伯來人（猶太人）遭到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屠殺，為了團結(jié)一心，希伯來人創(chuàng)造了一種以單一神明為高信仰的獨特宗教，這正是基督教的雛形。隨著歷史發(fā)展，基督教在不知不覺中傳到古羅馬境內(nèi)，并得到少數(shù)人的信奉。然而，一個有趣的現(xiàn)象是，信奉“多神教”的古羅馬人，卻并不能再多接受一位新來的神明。當上帝出現(xiàn)在宙斯面前時，他的信徒竟遭到了嚴厲的懲罰。希臘諸神的世界再大，卻也無法容得下這新來的小小偶像。

許多年后，隨著社會的改變，古羅馬人卻突然發(fā)現(xiàn)，這單調(diào)的基督教，倒似乎更符合其現(xiàn)狀的需求。于是，他們轉(zhuǎn)而倒戈，又成了上帝的信徒。但這并不算結(jié)束。當基督教開始壯大時，那些信奉昔日諸神的人們，卻為此遭了秧?；浇掏絺兎催^來大開殺戒，追殺一切“異教徒”。

然而，跳出這宗教形式的束縛，多神教也好、一神教也好，宗教在其本質(zhì)上不過只是一種對于人類美德的約束手段，用我們所熟悉的語言來闡明，就是“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”，如此而已，但西方人之思維，卻明顯被局限在了“佛像”上，而非信仰之本身。

而中國又如何呢？

東漢時期，佛教被引入我國。但很快，這種外來的教派就與傳統(tǒng)的道教，以及儒家之學說融為一體，造成了“儒釋道同行”的狀態(tài)。而據(jù)史料記載，基督教事實上在唐朝時就曾進入我國，而這在古羅馬造成血腥殺戮的教派，進入我國時，卻與昔日之佛教一樣，融入在了道家、儒家等諸派思想的熔爐里，一時間竟難以分辨彼此。

老子在《道德經(jīng)》的《道經(jīng)》部分中所言，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為之名曰大。”什么是宇宙之本源？老子并不知道它是什么，也并不打算描述它的樣子，只是憑空為它取了一個抽象的名字——“道”。而在《德經(jīng)》中，老子卻也試圖描述一種“普世價值”，如：“上善若水，水喜利萬物而不爭，故幾于道。”他希望將仁義與宇宙相結(jié)合，這受當時的科學技術(shù)局限，其實是錯誤的，因為“道”本身就無所謂對錯、無所謂善惡、無所謂仁義與否，它是一個超越三維空間的廣義概念，而德，則是一種人類社會的狹義概念——但，這里老子卻在不經(jīng)意間向我們透露了兩個重要信息。

一是，中國人的思維中，帶有一種對廣義世界的思考。二是，雖然將宇宙之“無”與狹義的“德”相結(jié)合并不正確，但可以表明，在中國人的思想中，確有一種抽象的因素存在，中國人在接受“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”的思想時，并不會被某種具體的形象所局限。

如果仔細想來，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，百家爭鳴，爭得到后，爭來的只是行政方式與當時社會的適應程度，而并非學派本身的高低。秦朝以法家、兵家之手段一統(tǒng)天下，漢朝則以儒家思想壯大。漢武帝獨尊儒術(shù)，自家的后院卻充斥黃老之學。漢宣帝更是告誡兒子，自古就是王霸雜行，從沒有過什么儒家為大?？梢?，今日諸多學者對漢朝“獨尊儒術(shù)”之舉是禁錮人思想的解釋其實大錯特錯。獨尊儒術(shù)，只是當時的一種行政手段，但從思想文化上來講，春秋戰(zhàn)國以后的儒家，其實本身就帶著“包容”的精神內(nèi)在。

舉例說明，儒家多在討論“德”的行為與表現(xiàn)，兵家是在討論怎樣結(jié)束戰(zhàn)爭，事實上是一種維護“德”的手段，而法家亦在討論怎樣用其合理體制維護“德”的做法。諸子百家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作用，本質(zhì)上講，其實都為了一個目的。與本質(zhì)相比，古代中國人并不在意哪家哪派。于是，佛教順利地進入了中國，與儒、道同行。基督教也順利地進入了中國，被融入古代智慧之中。更令人稱奇的是，后世與基督教相互征伐千年之久的伊斯蘭教，竟也可以平靜地傳入中國。事實上，這種多元思想也正是中國古代社會在科學、經(jīng)濟上得以領先世界的主要原因。中國人愿意接受一切有益的文化因子，而絕不約束于某個特定的具體形象。

由于具象思維的束縛，西方人的思想中難免帶有一種“征服”的色彩。這種征服已經(jīng)超于了“政府”的層面，因為在西方人看來，他們所擁護的統(tǒng)治形態(tài)，就是“普世價值”的體現(xiàn)。事實上，一種行政體系的存在，與社會的時下的生產(chǎn)力、生產(chǎn)關(guān)系、勢力布局等等諸多因素相關(guān)。而在西方，兩種思潮交替更迭，即保守主義（集體主義）和自由主義（個人主義），而在兩者間，亦存在諸多具體派系。一派思想打倒另一派時，極盡打壓。而另一派重新崛起后，亦如是。事實上，西方人已將“德”的精神本質(zhì)和表現(xiàn)它的手段弄混了。他們忘了，基督之信仰戰(zhàn)勝古希臘之信仰，并非正義戰(zhàn)勝了邪惡——兩者的原始追求其實都是正義的，只不過是說明在特定時間內(nèi)，基督教的教義更能滿足社會發(fā)展需求。而后來的馬丁·路德之新教，也只不過是對舊教派行駛之手段進行修改。教會的腐敗，并不代表此教的本質(zhì)是腐敗的。

也有一種情況，那就是對抗雙方實力相當、互不相讓，這時，西方人想到了“妥協(xié)”，即各自向后退一步，取得一種平衡。

中國古代的改朝換代并不是某種思想的改朝換代，而只是一種政治階層的改朝換代。因為中國人的文化本來就無形，中國人接受一切符合“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”的文化形式，并不存在打倒誰，或被誰打倒之說。于是我們看到，南宋政府軟弱無能，慘遭蒙古族入侵，蒙古人入主中原之時帶著濃重的侵略意味，但明朝將其打敗之后，蒙古人亦將自己視作華夏文明之一份子。后來的女真族（滿清）亦如此。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——這叫做融合。

文藝復興之后，西方各國步入全新時代。此時，隨著科學技術(shù)的發(fā)展，“唯物主義”替代了“唯心主義”。這是歷史的又一個階段。唯物主義亦存在自由、保守兩個派別，自由主義強調(diào)人權(quán)，保守主義以軍國主義為之代表。但不論怎樣，其具象思維依然如故。隨著對宗教信仰的淡化，宗教間似乎已可以相互并存，然而其在社會意識形態(tài)上，卻依然遵循著過去一派打壓另一派的作風。

美利堅民族的形成，早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移民較于英國本土之公民地位過低。在這種共識之上，美利堅移民團結(jié)一致，趕跑了殖民地上的英國軍隊。他們聲稱自己追求“自由、平等、博愛”的崇高精神，然而，自美國立國至今，我們卻發(fā)現(xiàn)，美國人眼中的“自由、平等、博愛”，其實就是他們自己政府的樣子。“三權(quán)分立”、“多黨制度”凡此種種。由于此思想形態(tài)與歐洲思想家如約翰·洛克等人一脈相承，美國人的腦子里對于自由、平等、博愛的意識也就局限在了西方式的政治體制當中。

對于這種形式的崇拜打敗了其他所有思想，也就是說，生活在美國土地上的大部分公民，不論他們的祖先來自何處，他們對于“民主”的認識，其實總體來講都是這種極其單一的形式而已。

于是筆者不得不說，美國，是一個“多樣”（many kinds of culture）的國家，卻不是一個“多元”(multiple culture)的國家。在形成共同意識的道路上，人們是在妥協(xié)中走到一起的。而妥協(xié)則意味著放棄。

然而，“自由、平等、博愛”的先決條件，其實是穩(wěn)定、和平的社會基礎，不同的社會需要不同的形式。而美國人非常大的錯誤正是排斥其他任何形式，而獨尊西方之形式，這樣，就有了如今阿富汗、伊拉克、利比亞、敘利亞以及烏克蘭等等國家的慘狀。

但是，作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，筆者不得不提及的是，中國人的“抽象”思想，事實上已在明清時代走向了極端，也變得具象起來。就好像武術(shù)家李小龍在一次采訪中說的那樣，截拳道本是無招無式的，但想要傳播下去，又必須一招一式地教給學員，久而久之，它也就從一種抽象的思想，淪落為一個可憐的門派了。

清朝時，基督教再度傳入中國。然而，與盛唐不同，此時的中國人早已將“孔孟之道”學成了“八股取義”，一種開放、包容、無形的傳統(tǒng)文化，轉(zhuǎn)念間失去了靈魂，留下的只是“文化的傳統(tǒng)”。我們曾接受一切形式的精神，在此時徹底改變。

而今天的我們，則致力于重拾自己的文化。

面對外來的一切，你要微笑嗎？你會憤怒嗎？

——是時候思考一下了。